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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如何儲存並提取記憶？
我們怎麼知道記憶區分成不同的種類，並由不同的腦部迴路所控制？
我們的自我認知與記憶有關聯嗎？
如果你只能夠回想起人物或事件幾秒鐘，
無法從過去學習，也無法記憶未來，你仍舊能度過有意義的人生嗎？
《永遠的現在式》一書訴說隱身在縮寫代號H.M.背後的男人
——亨利．莫雷森不可思議的一生，以及他所教給世上的事
歷史上從未有針對單一個案的研究，讓科學產生如此劇變
他的個人悲劇揭開人類大腦驚人的複雜程度，成為給全人類的獻禮
1953年，在27歲時，莫雷森接受了一項實驗性精神外科手術，切除左右腦的部分海馬迴組織，企圖減緩一直困擾他的癲癇。沒想到手術竟帶來了悲劇性後果—莫雷森醒來時，他形成新記憶的能力已經喪失，自此他連跟誰說過話、吃過什麼都記不得，再也無法獨立生活。終其一生，被困在當下那一刻中。然而莫雷森的悲劇對人類而言卻是個贈禮，說明了記憶的功能及結構。他的失憶成為其他病患記憶缺損的試金石。
當時科學家還不知道長期記憶能力位於大腦特定部位，對記憶的運作機制所知無幾。莫萊森罕見的症狀成了絕佳研究素材，傑出的神經科學家蘇珊．科金50年一直以莫雷森做為研究對象，並監管他的照護，探討亨利的案例如何讓整個記憶研究領域產生巨變，以及人類大腦的驚人複雜程度。
亨利過世後，她將這些研究彙整成引人入勝的紀錄，在《永遠的現在式》一書中，她記錄了亨利的人生以及遺產，揭示了一個傑出人物，儘管嚴重失憶，卻仍懷抱利他之心，友善、開放且幽默。在此之前，莫雷森在各研究中只是個嚴重失憶症病例，代號H.M.，彷彿被抹除了他作為人的形象。在亨利2008年過世之前，全世界都只知道他叫做H.M.，然而亨利的失憶讓我們對記憶有更深入的了解，科金將這些研究歷程點滴記錄，紀念她痛失的友人，賦予莫萊森有血有肉的真實樣貌，讓莫雷森永存世人心中。
《永遠的現在式》一書結合回憶錄和科學史，帶領讀者認識這一甲子以來記憶研究的進程，以無比的清晰、敏感及優雅，探討了人類大腦的驚人複雜程度，告訴我們一個人的故事，如何挑戰了我們對於我們是誰的傳統觀念。
【名人推薦】
◎黃勝雄（國內神經外科權威，財團法人門諾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董事長）
◎孔繁鐘（衛生署玉里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
◎孔繁錦（衛生署玉里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金頭腦得主）
◎謝伯讓（杜克-新加坡國立大學醫學研究院助理教授、腦與意識實驗室主任）
◎洪蘭（國立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教授）
◎楊力洲（紀錄片導演）
「科金和H.M.一起工作超過半世紀，這本書交織了她的實驗紀錄與她和H.M.之間的互動情誼，成為過去六十年來記憶科學發展的全面紀錄。由於她在這個領域中佔有如此關鍵的地位，《永遠的現在式》也是她個人研究史的自傳。」
——《自然》（Science）
「本書可說是神經科學最重要的案例研究，它讓我們了解我們的大腦、我們的經驗，以及這些經驗對於人類意味著什麼，是本具有豐富意涵的好書。」
——史蒂芬．平克，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暨《心智如何運作？》一書作者
「蘇珊．科金為H.M的一生寫下親切感人的故事，以及他所教導我們的事情。數百萬名患者參與在記憶研究之中，但鮮少人能以個人身分被記錄。從H.M.的案例中，我們學到『我們的大腦就像住著各式各樣旅客的旅館一樣，不同種類的記憶在大腦中占據著自己的房間。』」
——菲利浦．夏普，美國遺傳學家與分子生物學家暨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
「了解記憶最好的方法就是見證記憶是如何被解構的，在這本卓越的書中，科金罕見的局內人觀點成為給我們的贈禮，揭露了一個三十秒內就忘記才發生的事情的男人，如何深遠地影響了科學的未來。」
——大衛．伊葛門，貝勒醫學院神經科學家暨《躲在我腦中的陌生人》一書作者
「歷史上被研究最透徹的一顆人腦，就是H.M.（莫雷森）的大腦。1953年，莫雷森接受了腦葉切除術，移除了內側顳葉、前半部的海馬迴、以及大部分的杏仁核，此後他便無法形成新的長期記憶。本書作者蘇珊．科金，是莫雷森的「首席研究科學家」和「唯一看守人」。莫雷森無法擁有的記憶，都被刻畫在科金畢生的研究之中。您將在這本書中，看到一場精彩絕倫的生命故事。」
——謝伯讓，杜克-新加坡國立大學醫學研究院助理教授、腦與意識實驗室主任
內文試閱
序言：隱身於縮寫代號背後的男人
亨利．莫萊森和我面對面坐著，隔在我們兩人之間的條桌上擺著麥克風。停放在他身邊的助行器前面附著白色籃子，籃子裡擱著一本填字字謎；他總是隨身帶著一本這種字謎書。亨利身上是他一貫的裝束：鬆緊腰帶運動褲、運動衫、白襪子、實用而不花俏的黑皮鞋。他寬大的臉龐部分被厚墩墩的眼鏡所遮蓋，臉上帶著彬彬有禮的愉快神情。
「你今天覺得怎麼樣？」我問他。
「我覺得還不錯呀。」亨利回答。
「那就好，你的氣色看起來很好。」
「噢，謝謝。」
「據我所知，你在記憶方面有點小問題。」
「對呀，是這樣沒錯。我確實……呃，在記東西上有蠻大的問題，你知道的。我還發現自己花了很多時間玩填字謎，而且……嗯，這遊戲對我多少算是有點幫助。」
我和亨利聊了一會兒他玩填字謎的情況，這是我們兩人對話中常出現的題材。接著我又問他：「你的記憶出問題有多久了？」
「這個嘛，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我沒有辦法告訴你多久，因為我不記得了。」
「噢，那麼你覺得大概是幾天？幾個星期？幾個月？還是好幾年了呢？」
「呃，你瞧，我實在說不上來到底該用幾天、幾週、幾個月、還是幾年來計算。」
「不過你覺得你有這個毛病已經超過一年以上了嗎？」
「我想差不多有那麼久了吧。一年了，或者再久一點，因為我相信我應該曾經——這只是我自己這麼想的啦——那個……嗯，我大概是動過一場手術還是什麼的。」
這段談話發生在一九九二年五月，距離亨利因為一場高危險性外科手術而喪失長期記憶能力，已經將近四十年了。一九五三年的時候，他接受了雙內側顳葉切除術（bilateral medial temporal lobe resection），這是一種實驗性的腦部手術，目的在於緩解他從小就有的嚴重癲癇。亨利自一九三六年第一次癲癇發作後，病況日趨嚴重，讓他從事一般日常活動愈來愈覺困難。這場手術的確達到控制發病的功效，但卻帶來意料之外又深具毀滅性的後果——極端嚴重的失憶症。這個結果剝奪了他形成新記憶的能力，也因此決定了他餘生的走向。
失憶症（amnesia）指的是無法建立之後可供意識擷取的持久記憶。這個名詞源自希臘文的amnesia，意思是「健忘」或「記憶喪失」，但是它帶來的損害遠遠超過「忘記事情」這回事。像亨利這樣的失憶症患者，失去的是將當下這一刻的經驗轉化為持久記憶的能力，這種情況可能是永久性的或暫時性的，一般由於罹患腦炎、中風、或頭部外傷，造成大腦受損而引發。另有一種罕見的精神障礙——心因性失憶——也是可能的病因，若是這種情況引起的，就不會有可確認的神經系統問題。就亨利這個案例而言，他的失憶症導因於部分大腦遭到手術移除，因此是永久性的。
亨利接受手術時是位二十七歲的青年，現在他已經六十六歲了，平日行動需仰賴助行器以避免跌倒。然而對他而言，流逝的只不過是一小段時光而已；手術結束後的這幾十年來，他一直活在永遠的現在式裡：他再也記不得見過哪些人的面孔、造訪過哪些地方、或是經歷過哪些片刻。他的經驗在發生過後數秒，就會從他的意識中溜走；我與亨利的這番對話，也是轉瞬便在他腦海裡消失無蹤了。
「你每天通常會做些什麼事呢？」
「你瞧，這真是個困難的問題……我實在不……我就是記不住事情。」
「你知道自己昨天做過哪些事嗎？」
「我不記得了。」
「那今天早上呢？」
「我連這也想不起來。」
「能不能告訴我你今天午餐吃了些什麼？」
「我不知道耶，老實跟你說，我真的不……」
「你認為你明天會做些什麼事呢？」
「哪些事有幫助就做哪些囉！」他用他那種友善而直接的說話方式回答。
「答得好！」我說：「我們以前見過面嗎，你跟我？」
「有，我想我們見過。」
「在哪裡？」
「嗯，在高中的時候吧。」
「高中的時候？」
「沒錯。」
「哪個高中？」
「東哈特福高中。」
「除了高中之外，我們還在別的地方見過面嗎？」
亨利停頓了一會兒。「跟你說實話，我沒法子……沒有，我想我們沒有在別的地方見過面。」
進行這段訪談時，我已經和亨利合作三十年了。我在一九六二年第一次見到他，當時我還是個研究生。我們並非如亨利確信的那樣在高中時期認識，不過我們的生活的確有重疊之處，但那純屬巧合。我在康乃狄克州的哈特福附近長大，距離亨利住的房子只有幾哩遠。七歲的時候，我和住在我們家對面的一個女孩成了密友。我還記得她老爸駕著火紅色捷豹跑車，在我們這條街上呼嘯而過；一到週末，他則會換上修車工的工作服，在車子底下敲敲打打、修理機械。
我朋友的父親是一名神經外科醫生。當時我還是個孩子，不知道神經外科醫生是在做什麼的。好幾年後，當我進入麥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心理系當研究生時，這個男子重新進入了我的生命。當我在醫學期刊上閱讀關於記憶的論文時，我讀到一篇文章，作者是一名醫生，他為了要治療一名年輕男性病患的癲癇，幫病患進行了腦部手術。手術造成病患失去建立新記憶的能力。這篇文章的共同作者，那名醫生，是我朋友的父親，威廉．畢雪．史可維爾（William Beecher Scoville）。那名病患則是亨利。
與亨利的神經外科醫生有此童年時期的連結，讓閱讀關於「失憶病患H.M.」的相關資料更具吸引力。之後，當我加入布蘭達．米納爾（Brenda Milner）於蒙特婁神經科學研究中心（Montreal Neurological Institute）的實驗室時，亨利的案例從天而降。在我寫博士論文時，我能夠趁著亨利造訪米納爾的實驗室進行科學研究時，對他進行測驗。米納爾是第一位於亨利手術後為他進行測驗的科學家；她在1957年與史可維爾共同撰寫的論文中，描繪了亨利的手術以及其悲慘後果，為記憶科學界帶來革命性的突破。
我試著要透過亨利的觸覺，也就是他的軀體感覺系統，檢驗他的記憶，擴展對亨利失憶的科學了解。我起初對亨利的調查是專注且短暫的，持續僅一週時間。然而，在我進入麻省理工學院之後，開始理解到亨利做為一名研究參與者的特殊價值，於是我開始對亨利進行研究，直至他過世為止，總共四十六年。自他過世後，我開始把對亨利這五十五年行為研究所搜集到的豐富數據，與我們從他大體腦部解剖中將學到的資訊進行連結。
當我第一次遇到亨利時，他告訴了我，他早年生活的故事。我能夠馬上聯想到他正在談論的地方是那裡，感覺到一絲他生命歷程的氣息。我的家族過去有好幾世代住在哈特福區域：我的母親讀的高中和亨利是同一所，我的父親是在亨利手術前以及手術後一段時間所居住的同一住宅區長大的。我在哈特福醫院出生，也就是亨利大腦手術進行的醫院。由於我們的背景及經驗有以上這些有趣的交會處，當我問他我們之前是否遇過時，他一般會回答：「沒錯，在高中。」這讓我感到很有趣。
我只能推測，亨利是如何把他高中的記憶和我連結在一起。其中一個可能性是，我與他當時認識的某個人長得很像；另一個可能性則是，在他多次造訪MIT接受測驗的過程中，他逐漸對我建立起了一種熟悉感，把這種再現（representation）分類到他的高中記憶中。
亨利很有名，但他自己並不知道這點。他的嚴重失憶情況讓他成為科學研究以及大眾想像的對象。好幾十年來，我接到無數來自媒體的邀請，想要訪問、拍攝亨利。每一次，我告訴他他有多特別時，他都只能夠暫時了解我在說什麼，但無法把這個訊息保存下來。
加拿大廣播公司把我們1992年的對話錄下，用於兩集廣播節目中，其中一集討論的是記憶，另一集討論的則是記憶。在那前一年，菲利浦．希爾茲（Philip Hilts）為《紐約時報》寫了一篇關於亨利的文章，後來更以他為主題，完成了《記憶的鬼魂》(暫譯，Memory’s Ghost)一書。
有許多科學報導以及書本章節寫到亨利，他的案例是神經科學文獻中，最常被引用的案例之一。翻開任何簡介性的心理學教科書，你都可能在當中找到幾頁描繪著一名大眾只知道他叫做H.M.的患者，旁邊則對照著海馬迴的圖表，還有黑白色的MRI顯影圖。亨利的缺陷對他以及他的家人來說是無窮的損失，但卻成為科學的收獲。
終其一生，認識亨利的人都保守他身分的秘密，總是以他的名字縮寫來稱呼他。當我進行演講，分享亨利對於科學界的貢獻時，我總是遭遇到許多人很好奇，他究竟是誰；但是，他的名字要在他於2008年過世後，才公開讓世人知道。
在這幾十年間，在我對亨利進行研究的過程中，讓亨利不只以教科書中那幾段簡短、隱匿姓名的存在為人所記住，這成了我的任務。亨利．莫雷森不只是一連串測驗分數以及大腦造影的總合。他是一名親切、迷人、溫順的男子，有敏銳的幽默感，深知自己記憶不佳，但毅然接受他的命運。在那些縮寫背後，是個活生生的人，在那些數據背後，是一個人的人生。亨利常常告訴我，他希望那些對他失憶情況的研究，能夠幫助其他人過更好的生活。他要是知道，他的悲劇對科學以及醫療界的益處有多大，一定會非常驕傲。
這本書是獻給亨利以及他這一生的禮物，同時也是對於記憶科學的探索。記憶是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的必要元素，但是我們卻無法有意識地知覺其範疇以及重要性。我們把記憶視為理所當然。在我們行走、談話、吃食時，我們並沒有注意到我們的行為根源於我們之前所學習並記憶的資訊和技能。我們持續仰賴我們的記憶，讓我們度過每天的每個時刻。我們需要記憶才能生存下去——沒有記憶，我們就不知道要如何幫自己穿衣服、在我們的街區晃盪，或是與其他人溝通。記憶讓我們能夠重訪我們的經驗、從過去中學習，甚至計畫未來要做什麼。記憶把每一刻，從早到晚，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連結起來。
透過亨利的案例，我們獲得洞見，讓我們能夠把記憶切割成許多特定的程序，瞭解基本的大腦迴路。我們現在知道，當我們描述昨晚晚餐吃了些什麼，或是背誦歐洲歷史上的一段史實，或是在不看鍵盤的情況下，打出一個句子時，我們都在取用儲存於我們腦中的不同種類記憶。
亨利幫助我們了解，當儲存資訊的能力喪失了之後，會發生什麼事。他保存了大多數於手術前所習得的知道，但在手術後的日常生活中，他非常仰賴那些身邊人的記憶。他的家庭成員，後來則是他照護中心的員工，記住了亨利當天吃了什麼，他需要服用那些藥物，以及他是否需要沖澡。他的測驗結果、診療報告，還有與他訪談的逐字稿，都幫助保存下他生活中的資訊，那是他自己無法記住的。當然，這些資源沒有一個能夠取代亨利所喪失的能力。那是因為記憶並不只幫助我們生存下去—記憶更影響我們的生活品質，並幫助形塑我們的身份認同。
我們的身份認同由根基於我們個人歷史所建構出的敘事所成。如果我們腦中無法把這些記憶記得夠久，讓它們連結在一起，那會發生什麼事？記憶和個人認同間的關連，是我們對於老化以及認知衰退的中心。由於失智，失去記憶似乎是不可想像的悲劇，但是亨利幾乎整個成年人生都過著這種生活。雖然他的當下不斷前進，但卻未留下一絲記憶蹤跡，就像是一名未留下自己足跡的登山者一樣。
我們這些認識亨利的人從他身上辨認出一種清楚的個性——溫和、好心，且無私。儘管失憶，亨利有一種自我感。但他的自我感有所偏斜，大幅傾向於他對1953年前的世界、家庭以及自我所形成的一般知識。在他的手術之後，他只能夠習得最小值的自我知識。
我們能夠以我們於生活中所遭遇到的各種方式來描繪記憶。但是我們的經驗如何轉譯入大腦中的機制呢？記憶並不是一個單一事件，並非按下快門後，固定於底片上的快照。一開始從亨利，後來從越來越多人身上，我們學到了，記憶並不是存在於大腦中的一個區域。反之，記憶會同時使用大腦中的許多部位。我們能夠把記憶想成，到超市去買齊要做燉牛肉的所有材料這趟路。我們會從超市的不同部門，選擇我們要買的肉、青菜、貨品和香料，然後回家把所有東西放進一個大燉鍋裡。同樣地，一個人要喚醒前一次生日時的記憶，需要提出儲藏於大腦不同部位的資訊——當時的景象、聲音、氣味和味道，然後把這些儲存於腦中的痕跡以我們能夠重新體驗該記憶的方式組織起來。
要想像記憶在大腦中的樣子，有一個流行的方式，就是借用電腦科學界的譬喻：記憶是大腦處理並儲存的資訊。要順利完成，大腦需要進行三個步驟：大腦必須要把資訊進行編碼，把關於經驗的原始數據轉化成大腦能夠處理的格式；大腦必須要把資訊儲存起來供後續使用；大腦後來也必須要能夠從儲存處將資訊提取出來。
在亨利進行手術當時，對於這些記憶程序如何在大腦中運作，人們所知甚少。1960年代，現在我們稱為神經科學的這個學科才剛剛出現。從那時起，亨利的案例一直是一系列關於記憶本質，以及其完成的特定程序等的深入科學探索所必須的。亨利所教導我們的其中一個基本但關鍵的課程是，失去記憶能力，但仍保有智力、算數以及知覺，這是可能的。我們可能會忘記好幾分鐘前的一場對話，但仍具有解答具挑戰性拼字遊戲的能力。
這種亨利缺乏的長期記憶現在被稱為陳述性，因為人們能公開陳述他們所學到的。相反地，亨利確實擁有對於動作技巧的長期記憶，像是如何使用助行器；這種記憶現在被稱為非陳述性，因為人們透過操作來展現他們的知識，無法用口語描述他們學到的東西。
隨著神經科學，特別是記憶科學在20世紀後半的發展，亨利的案例仍舊深深與此領域的研究相關。在新的記憶程序理論以及新的腦部造影技術出現時，我們會將之用在亨利的案例研究上。直到他2008年過世為止，亨利一直耐心地允許我以及其他超過百名的科學家對他進行研究，大幅地推進了我們對於腦部如何記憶，又如何無法記憶的相關知識。
因為亨利於1992年簽署同意身後將他的大腦捐給麻省綜合醫院（Mass General）以及MIT，他到目前為止都持續於科學的新版圖中扮演重要角色。在他過世當晚，我們連續九小時對他的大腦進行MRI掃描。隨後，他的大腦被保存下來，儲放於明膠中、冷凍起來，由前至後被切成2,401片超薄薄片。這些切片被數位化後，拼裝成3D影像，科學家及大眾將能夠在網路上觀看；這提供了新方式，讓科學界能夠從細節處開始研究單一一個被廣泛研究過的大腦。
我們很少見到有單一一個病患和亨利一樣，徹底讓一個科學領域轉型。他的故事不僅僅只是醫學獵奇，而是一個證言，說明單一研究主題能夠造成的影響。亨利的案例所回答的記憶相關問題比前一個世紀所有科學研究要來得多。雖然他自己的人生永遠活在現在式中，他對於記憶科學界，以及數以千計得益於他的貢獻的病患來說，卻有永恆的影響。
資料來源：MOMO購物中心 - 永遠的現在式：失憶患者H. M.給人類記憶科學的贈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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